起初汉朝的符节是红色的，太子不知道从那里也弄了写红色的假的符节，所以汉武帝为了区分，在自己发的符节改加上黄缨进行区分。太子还不知道，来到北军南门，召出北军指挥任安，给他符节让他发兵。任安是个滑头，想要坐观太子和武帝之间的成败，所以不敢和捉拿太子，接受符节以后逃回营中闭门不出。后来太子兵败后，汉武帝还是把这个耍小聪明的任安给杀了。
这下太子用假武帝的指令来革命的计划彻底破产，他只能强行武装了几万市民来和丞相刘屈牦的正规军对垒。太子和他的宾客毕竟是被江充逼反的，心中还是有一股豪气在，居然和刘屈牦激战了五天，在死亡数万人以后，太子兵败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逃出了南门。卫皇后自杀，石德、张光被捕后被灭族。太子的众门客，曾经出入宫门的一律处死；跟随发兵谋反的，一律灭族。这里我要再次为石德说句公道话，虽然他的政治手段和智谋一般，但是他绝不是像司马光所说的不负责任，胆小怕死的人；他是一个为了自己的学生、为了太子可以放手一搏，不惜牺牲自己性命的人，他至少是个大丈夫、男子汉。
【归来忘思】
太子逃出长安，向东逃到湖县的一个百姓家。这家人虽然贫寒，但是同情太子的遭遇，通过卖草鞋来奉养太子父子。太子有个故友，在湖县，听说很富有，太子就派人去找，于是消息泄露。地方官围捕太子，太子自知难以逃脱，就自缢身亡。收留太子的主人也是条汉子，他同情太子的遭遇，和搜捕太子的人格斗而死，太子的两个儿子也一同遇害。
在太子自杀之前，汉武帝已经认识到自己在巫蛊事件中的错误，想要赦免太子，但是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惨剧已经无法避免。
经过后来的调查，汉武帝终于意识到以巫蛊害人罪相告的，大部分都不是事实。汉武帝深知太子是因为江充的逼迫，惶恐不安，才起兵诛杀江充，并没有一开始就要准备谋反的目的。正好这时候有个叫田千秋的汉高祖祭庙的守卫郎官，意识到武帝可能要为太子平反，就上奏说：“有个白发老汉托梦给我，让我跟您说。子弄夫兵，应该受鞭打，天子的儿子误杀人是没有罪的。”
这个田千秋绝对是千秋难得一见的马屁人才，他知道汉武帝想要赦免故太子，又找不到合适的台阶下，于是冒充汉高祖刘邦托梦，给汉武帝上书。汉武帝豁然醒悟，他召见田千秋说：“我们父子的事情一般外人很难插言，既然你是高祖皇帝的神灵派来的，那我听你的，赦免太子，我还要再封你个大官。”于是任命田千秋为大鸿胪（汉武帝时期大鸿胪是九卿之一的正部级干部，相当于外交部长的职务），并开始了血腥的平反工作。首先下令将江充满门抄斩，接着将苏文烧死在横桥上。最倒霉的是曾经因为在湖县追捕太子，并逼死太子父子三人有功而得到升迁的北地太守，也被满门抄斩，这就是所谓的伴君如伴虎，福祸无常啊。
汉武帝怜惜太子无辜遭害，便特地修了一座思子宫，还在湖县修了一座归来忘思台，来纪念太子，天下人为之动容。
【登贤博望】
关于太子之死，司马光先生的评价却非常古怪，可能是他为了说明父亲对儿子教育的重要性，他没有怪汉武帝因为迷信而导致的巫蛊之祸，反而怪起来汉武帝的教育方式。
因为在太子读书的时候，汉武帝专门为太子建了一座博望苑，顺从太子的喜好，让太子自己结交宾客。个人认为从“博望苑”这个名称我们可以看出汉武帝对太子的些许期许。博望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广博观望”，就是希望太子可以广交人才，观望贤人。还有一个说法，这个博望是个地名，是今天安徽当涂西南的东梁山和西梁山的合称，由于他们两座山头隔江相对，所以在古代还被称为是天门山，历来为攻守要地。总之，汉武帝给太子的迎宾的书苑取名博望苑，是希望太子结交各路贤人，有如同天门山一样开阔的胸襟。
但是司马光却说，由于汉武帝放开让太子自己结交宾客，所以太子的门客很多都是一些三教九流的异端学说人士，不是正统的儒者，（《资治通鉴卷二十二》：“宾客多以异端进者。”），是这些人导致了太子的悲剧。
司马光的意思是，历来明君教养太子，是为他选择正派敦厚、人品优良的正人君子作为老师和朋友，所谓近朱者赤，让他们慢慢互相熏陶，这样才能保证太子的起居都符合正道。如果让太子自己结交的话，顺从他的个人意识，那么他很容易会结交一些阿谀奉承的小人，所以没有好结果。
看到这里我终于明白了，司马光为什么之前把石德描述成十足的小人说了，实际他把硬太子悲剧的屎盆子扣在这个太子少傅头上，就是为了迁出这一段道理。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这个编年体的史书，他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教育最高统治者，或者说他的目的是为了说教。从理论上来说，他的道理完全正确，我们必须要牢记。父母的确对于儿子的教育和交友的环境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儒家历来推崇“孟母三迁”这个故事的核心意愿。只不过他把太子刘据作为反面典型却实在是有些冤枉刘据，要知道汉武帝之所以不喜欢刘据就是因为刘据儒家书券气太重，没有自己的雄才伟略啊。个人认为恰恰相反，太子的悲剧是，他结交的都是像少傅石德这样愚忠的腐儒，却没有结交到真正有谋略的爪牙之士。所以才会被江充一步步逼反，最终把自己也逼死了。
还好后世的人对这个事件的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大部分人还是把这个悲剧的责任算到了汉武帝头上：
唐白居易的评价最具有典型意义，他在《思子台有感二首》写到：“但使武皇心似烛，江充不敢作江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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