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是我们最熟悉的，也是我觉得最无聊的故事，所以就快速地很鸡肋的介绍一下。
商鞅做这件事实际上纯粹是为了他的严刑峻法做广告，目的非常的不单纯。我们回头看看之前几位关于诚信故事发生的背景：齐桓公发生在管仲给他变法的时期，管仲被认为是法家和兵权谋家的先驱，齐桓公本人并没有考虑遵守这个承诺，而管仲知道他的变革维新的核心就是要让百姓遵守法令，让诸侯听从齐国的调度，所以即使是有损失，他还是要求齐桓公遵守被胁迫的诚信。晋文公在退避三舍的时候他是准备好诱敌深入，并且麻痹敌人，他和楚国的这一仗是早就准备好要打的，所以这也是个兵家权谋的手段。魏文侯不弃虞人之约，是这几个故事中比较可爱的，比较有现实意义的，而那个时候魏文侯正在任用法家的李悝变法和吴起变法，法令的信守也是重要的内容。商鞅就更不用说了，他是法家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所以这几个故事中都有些法家和权谋家的影子。
法家提倡的是改革和进步，内政上提倡农业和备战、执行上是严刑峻法、并追求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严格，这些都是这些大臣们的目标，他们提倡的“信”实际上是有权谋在里面的。而他们变法的主要压力就是来自于那些既得利益的贵族，所以他们需要自己的君主来支持自己的变法，他们也会鼓励、要求自己的君主去遵守这些承诺。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信”是由法家率先明确提出的，到了西汉时期，到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候，董仲舒批判的接收了法家诚信的思想，把诚信加入了先前孟子总结的儒家的“仁义礼智”之后，提出了“仁义礼智信”的准则，形成了儒家的“五常”。
儒家讲究的“信”是诚实守信、坚定可靠、相互信赖的精神，是一种维持社会良性发展的品德。具体有关儒家的“三纲五常”我们在下一讲再说，而我们这里将要讨论司马老先生说的这个儒家的“信”。
讲完了这些小故事，我们再来看看到了宋朝的时候，我们的司马老叔叔是怎么评论的。臣光曰：“信誉，是君主至高无上的法宝。国家靠人民来保卫，人民靠信誉来保护；不讲信誉无法使人民服从，没有人民便无法维持国家。”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老先生是把诚信作为维持国家运行的一个必要条件。“人民靠信誉来保护”，信誉不是用来保护强者的，因为强者是有实力的不需要保护的；信誉是用来保护那些在社会中没有金钱、没有地位、没有资源、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弱势群体的，弱势群体的稳定也是社会正常运行的最重要的法宝。
我们管理企业也一样，对于管理者来说一定要认识到公司最重要的资产是员工，遵守承诺、赏罚分明不是给员工额外的奖励，而是给员工最基本的保护，受保护的员工才能发挥他们最大的潜力为公司服务。而我们现在企业管理有个误区，企业领导总想着让员工为企业遵守承诺、做出牺牲，那就本末倒置了。
司马光继续说道：“所以古代成就王道者不欺骗天下，善于治家者不欺骗亲人。只有蠢人才反其道而行之，欺骗邻国，欺骗百姓，甚至欺骗兄弟、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一败涂地。靠欺骗所占的一点儿便宜救不了致命之伤，所得得到的远远少于失去的，这是很令人痛心的！”原文：“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这里我觉得司马先生写的实在是太给力的，我们每一个国人都需要扪心自问一下，我们通过不诚信获得的利益真的有那么大么，真的值得我们放弃做人的基本良知吗，真的不用还吗？
对于国家要讲究诚信，对于企业同样要讲究诚信。我们需要对员工负责，一个不遵守对员工的承诺的企业是不长久的；我们需要对合作伙伴负责，一个对合作伙伴不负责的合伙人是不会长久的；我们需要对合作方负责，一个利用优势欺负合作企业的公司是不会长久的；我们需要对行业负责，一个破坏行业正常运营方式的企业在毁了整个行业的同时也会毁了自己，前面讲到的乳品行业和三聚氰胺就是很好的例子；我们更需要对社会负责，一个没有社会责任心的企业，我们很难相信他们可以在公平竞争的社会中良好的生存。
同样对于领导来说，他也需要对员工，对公司，对其他部门讲究诚信，这些都是我们的企业主或者管理人员所需要重视的。当然我们的员工个人也是需要重视诚信问题，因为一个不诚信的领导可能还可以暂时获得一些利益，而一个不诚信的员工只怕什么利益还没有获得就要被扫地出门了。
我们目前的社会，大家对国家对政府有各种各样的不满，很大的原因就是政府不讲诚信、大的国有企业不讲诚信，从而造成了中小企业不讲诚信，个人不讲诚信，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我们现在就处于一个诚信极度缺失的社会。
这里我想举个例子，就是目前讨论的沸沸扬扬的公路高额收费问题：
?2008年2月27日，审计署对18个省市收费公路建设运营管理情况审计结果显示：总投资1.78亿元的郑州黄河公路大桥，1996年已经全部还清贷款，违规收费14.5亿元。目前还在收费，省交通厅也拒绝对这件事回应。
?济南黄河大桥到现在已收费超过26个年头，按照《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和《收费公路权益转让办法》相关规定，已超过我国东部地区最高25年的收费期限。目前还在研究什么时候终止收费。
?广东佛山三水大桥收费预定起止年限从1993年11月23日到2049年9月22日，时间长达55年多。此桥收费引起群众不满。据了解，三水大桥工程投资约4.56亿元，截至去年收费达7.5亿元。目前三水大桥已进入纯盈利期，如按现在路费收入每天10万元左右计算，到2049年将有近14亿元收入。
（南方周末，报道：）全世界收费公路共有14万公里，其中10万公里在中国，占全世界的70%。据审计，16省(市)在100条(段)公路上违规设置收费站158个，截至2005年底违规收取通行费149亿元；7省(市)提高收费标准，多征收通行费82亿多元；12省(市)的35条经营性公路，由于批准收费期限过长，获取的通行费收入高出投资成本数倍乃至10倍以上。
2010年中国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18%左右，比发达国家要高一倍左右。所以高速公路的gdp实际上是国人伤不起的啊。
我相信地方政府也好，中央政府也好，一定是早就知道这些公路早就已经还清了贷款，早就不应该收费了。可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加入了和老百姓抢钱的运动中，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相关的法律法规，拼命延长公路收费的时间。
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公然违反《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和《收费公路权益转让办法》相关法律法规；而另一方面又要百姓建立诚信体系，只要信用卡几天不还款就威胁要给予不良信用评级，还要扣罚息。这是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呢？
突然想起看到一个笑话，越南副总参谋长吹牛逼：如果中国武力夺取西沙群岛，越军将从广西陆路直捣北京！网友骂：交的起广西到北京的高速费吗？
正值《建党伟业》播映之际，由于没有办法评分，也没有办法评论，只想说我党大可不必这样采取鸵鸟政策。他们应该知道，中国人民实际上是很容易满足的，国家只要满足我们发发牢骚的愿望；只要去把问题暴露出来；只要去把暴露的问题一一去解决，人民只要衣食住行无忧了，自然不会有什么太激烈的行为的。
当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第一步就是拾起司马老先生说的“诚信”这个至高无上的法宝，我们需要恢复社会的诚信体系；我们需要恢复企业的诚信体系；我们需要恢复个人的诚信体系，到那个时候如果还有《建党150周年》的时候就放心让大家评论了。
我们用司马光先生的话来总结这一节：“这四位君主的治国之道称不上完美，而商鞅更可以说是过于刻薄了，但他们处于你争我夺的战国乱世，天下尔虞我诈、在斗智斗勇的时候，尚且不忘树立信誉以收服人民之心，又何况今日治理一统天下的当政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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