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田琐记》中有《说炮》一条，颇中今日情弊，而炮之缘起，未之详也，或以为问，余乃摭拾所见各书告之曰：炮字俗作包，潘安仁《闲居赋》“炮石雷骇”，其最先见者矣，李注：“炮石，今之抛石也。”然《说文》无“炮”字，“”字注云：“建大木置石其上，发机以追敌。”是许氏以“”为“炮”。
《唐书李密传》：“以机发石为攻城械，号将军炮。”自后人有火炮之制，俗遂从火作“炮”字，非也。火炮之用，始见于宋杨万里《海蝤船赋》，序云：“宋绍兴三十一年，金兵欲济江，虞允文伏舟七宝山，舟中发一霹雳坠炮，坠水中，硫磺得水，火自跳出，纸裂而石灰散为烟霞，眯其人马之目，金兵大败。”然此乃纸炮，用石灰以眯目，非以炮子为攻击之具也。炮之用铁，始于金，名曰震天雷。以火炮攻城，始于元世祖得回回所献新炮，以攻破襄阳，名曰襄阳炮。明永乐间平交址，始得神机枪炮法，至嘉靖二年，佛郎机寇广州，指挥柯荣御之，贼败遁，官军获其二舟，得其炮，即名为佛郎机，详见《明史纪》。又《兵志》云：“佛郎机炮式，以铜为之，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数百斤。”炮之用铜，始见于此。至我朝天聪五年，始造红衣大炮，名曰天佑助威大将军，崇德八年，又造神威大将军炮，康熙十五年，又造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康熙二十八年，又造武成永固大将军炮，详见《皇朝礼器图式》。造火药法，《百金方》中所载颇详，盖硝、磺、炭三者，皆须研得极细，必捣至万杵以外，愈多愈好，炭用柳条，以细如笔管者为妙，必去皮去节，带皮则烟多，有节则易炸也。制好后，必须放手心燃之，药去而手心不觉热者，方为合式。余提兵上海时，苏州局员来缴新制火药，余嫌其未净，令以手心试之，委员皆缩手不前，曰：“前缴药时，皆不如是。”余曰：“此试火药定法也，然则前此收药之皆不如法可知矣。”因驳回，令其再捣，再缴时，以白纸铺棹上试之，药去而纸绝不烧，于是众始叹服云。
天主教
湖北黄岗吴德芝有《天主教书事》一篇云：“西洋国天主教，前未之有也。明季，其国人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先后来中国，人多信之。其术长于推步象纬，使之治历，颇有奇验，又善作奇技淫巧及烧炼金银法，故不耕织而衣食自裕。浸假延蔓，各直省郡邑建立大庙，曰天主堂，宏丽深邃，人不敢窥，而各以一西人主之。细民愿归之者，必先自斧其祖先神主及五祀神位，而后主者受之，名曰吃教人，按一名与白银四两，榜其门以赤纸，上画一长圈，中列十字架、刀、锥、钩、槊等器。或曰：其所奉神以磔死，故门画磔器也。每月朔望，男女齐集堂中，ト门诵经，及暮始散。有疾病不得如常医药，必其教中人来施针炙，妇女亦倮体受治。死时主者遣人来殓，尽驱死者血属，无一人在前，方扃门行殓，殓毕，以膏药二纸掩尸目，后裹以红布囊，曰衣胞，纫其项以入棺。或曰：借殓事以刳死人睛，作炼银药，生前与银四两，正为此也，故死时不使闻知。若不听其殓法者，谓之叛教，即令多人至其家，凌辱百计，权四两之子母而索之。穷民惑于此，每堕其术中，而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皆幸其炼术可得，相与尊信之，称之曰西儒，而其主如所在地方，必与其长吏相结，厚馈遗，有事则官长徇庇之，以故其教益张。所刻《口铎》一书，其言谓万物主于天，而天又主于天主，一概圜坛方泽、光岳祀典、宗庙祖考，皆极其唾骂，而惟一心致敬天主。又言自无始以来，倘非有天主操持焉，则天久倾颓、地久翻覆矣。又言天主之神，则生于汉哀帝十四年，其说之狂悖如此。工绘画，虽刻本亦奇绝，一帧中烟云人物，备诸变态，而寻其理，皆世俗横陈图也。又能制物为倮妇人，肌肤、骸骨、耳目、齿舌、阴窍无一不具，初折叠如衣物，以气吹之，则柔软温暖如美人，可拥以交接如人道，其巧而丧心如此。康熙中，黄冈令刘公泽溥深恶之，议毁其庙，逐其人，胥吏有从其教者，惩以重典，不旬日而上官下檄，反责以多事，盖钱可通神也。雍正二年，浙江制府满公上言其恶，朝廷纳之，礼部议覆：奉旨西洋人除留京办事人员外，其散处直隶各省者，应通行各该督抚转饬各地方官，查明果系精通天文及有技能者，起送至京效用，余俱遣至澳门安插。其从前曾经内务府给有印票者，尽行查送内务府销毁。其所造天主堂，令皆改为公所。凡误入其教者，严为禁谕，令其改行，如有仍前聚众诵经者，从重治罪。地方官若不实心禁饬，或容隐不报，如之。三月，奉通檄尽逐其人，以其堂为义学、公所，百年污秽，一旦洗濯，因喜书其事”云云。按：此事在雍正初，至今刚逾百年，而其焰复张，甚为可恨，因录旧事，以正告夫当事主持者。
均赋
余藩牧吴中时，目击田赋之重，曾有均田之议，旋以引疾归里，未及上陈，附见其说于《退庵随笔》中。盖亦国初人有此议，曾见其书，而忘其姓氏，既而再四思之，此说究有难行，我朝一视同仁，究未便为此挹彼注兹之请，而同辈中，亦有窃笑其迂者。近读梁绍壬《秋雨庵随笔》，所载一条，较为平允，胪陈原委，亦更详明，因亟录之，以资决择。其略曰：“江南之苏、松，浙江之嘉、湖，江西之南昌、袁、瑞等府，赋重于他处，人皆曰，此明太祖恶张士诚、陈友谅，因而仇视其民也，而实不尽然。盖其害实起于宋之官田，迨有明中叶，复摊官田重赋并于民田，遂贻祸至今。考官田、民田之分，二者本不相同，官田输租，民田纳赋，输租故额重，纳赋故徵轻。宣和元年，浙西、平江诸州，积水新退，田多旷业，当时在廷计利诸臣，献议募民耕种，官自收租，谓之官田，厥后加以籍没。蔡京、王黼、韩胄等，又充逾限三分之一之田尽属之官，而官田于是乎浸广矣。沿及元世，相沿不革，元末张氏窃据有吴，又并元妃嫔亲王之产入焉。明祖灭张氏，其部下官属田产，遍于苏、松，明祖既怨张氏，又籍其田，并后所籍富民田，悉照租额定赋税。正统时，巡抚周忱奏请减官田额，又奏官田乞同民田起科，部议格不行。嘉靖中，嘉兴知府赵瀛，请以官田重赋，摊于民田而均之，赵固以官田、民田，有同一丘而税额悬殊，故创并则之议，不知官田自当减赋，民田不可增赋，同时苏、松亦仿其议，奏请允行，自是官田之名尽去，而民田概加以重赋。我朝平定江南，以万历时额赋为准，时已无复有官、民之分，但官田虽减，犹未为轻，民田既增，弥益其重，然则江右南昌、袁、瑞浮粮所以早蒙豁免者，由官田名额未除，苏、松、嘉、湖浮粮所以难邀蠲除者，以官田名额既去，均于民田之赋，竟指定为正供，不复推求往时摊之故。韩世琦、慕天颜先后披陈，卒格不行。雍正二年，特恩除苏州额征银三十万两，松汀十五万两；乾隆二年，又除苏州额征银二十万两，民力固可稍舒，然旧额太重，虽屡减仍无益也。如有为民请命者，诚能缕述其所以然之故，知宋不括官田，则无此重赋，明不摊民田，则亦无此重赋，为今之计，莫若均赋一法；请即以苏、松邻壤，东接嘉、湖，西连常、镇，相去不出三四百里，其间年岁丰歉，雨早溢，地方物产，人工勤惰，皆相等也，以之较常、镇赋额，则每亩浮加几倍，宜查常、镇之额，按其最重者，定为苏、松、嘉、湖之赋，则用以指陈入告，以普朝廷惠爱东南氓庶之至意，则百世蒙其福矣。
斛制
今之官斛规制，口狭底阔，起于宋贾似道，元至元间，中丞崔言其式口狭底阔，出入之间，盈亏不甚相远，遂行于世，至今沿之不改。盖斛口小，则斛面或浅或满，盈亏固自有限，所以杜作奸者，其法至善，贾虽奸相，而此一物规制，固百世不可易也。
赦令
谢梅庄曰：自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其后孔明惜赦，孟光责赦，而文中子乃甚其词曰：“无赦之国，其刑必平。”夫赦者，先王仁政之一，盖愚民当创惩之后，未必无悔悟之心，而人主除已往之愆，亦与民更始之义，但当以数为戒，不必以无为美也。秦皇两世，不闻有赦，唐德宗之季，十年不赦，而陆宣公、阳道州皆死于贬所，此三主者，刑何尝平哉！
科目
近日捐输之例，层见叠出，无识者流，乃窃窃忧之，以为此风不止，必有碍于科目，且恐将来废科目之说，或由此而开，则断断不然。捐输自捐输，科目自科目，不能举一废一，且恐转瞬即有停捐输之事，而终古必无废科目之虞。客不闻乾隆初有废科目之疏乎？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疏云：“科举而取，案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已深，侥幸日众，古人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当为之职事也，今之时文，徒空言而不适于用，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赝辞诡说，蔓衍支离，以为苟可以取科第而止，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二；士子各占一经，每经拟题，多者不过百余，少者仅止数十，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三；表、判可以预拟而得，答策就题敷衍，无所发明，此其不足以得人者四；且人材之盛衰，必于心术之邪正，今之侥幸求售者，弊端百出，探本清源，应将考试条款改移而更张之，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云云。奉旨饬议，时鄂文端公为首相，力持议驳云：“谨按，取上之法，三代以上出于学，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科举之法，每代不同，而自明至今，则皆出于时文。三代尚矣，汉法近古而终不能复占，自汉以后，累代变法不一，而及其既也，莫不有弊。九品中正之弊，毁誉出于一人之口，至于贤愚不辨，阀阅相高，刘毅所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者是也。科举之弊，诗赋则祗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则专事记诵而文义不通，唐赵匡举所谓‘习非所用，用非所习，当官少称职吏’者是也。时文之弊，则今舒赫德所陈奏是也。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乎因时而补救之。苏轼有言，观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道在于责实。盖能责宾，则虽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奋兴；若专务循名，则虽高言复古，而法立弊生，于造士终无所益。今舒赫德所谓时文、经义，以及表、判、策、论，皆为空言剿袭而无所用者，此正不责实之过耳。夫凡宣之于口、笔之于书者，皆空言也，何独今之时文为然？且夫时文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非不欲变，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且就此而责其实，则亦未尝不适于实用，而未可一概訾毁也。盖时文所论，皆孔、孟之绪余，精微之奥旨，未有不深明书理而得称为佳文者，今徒见世之腐烂抄袭，以为无用，不知明之大家如王鏊、唐顺之、瞿景淳、薛应等，以及国初诸名人，皆寝食经书，冥搜幽讨，殚智毕精，殆于圣贤之义理，心领神会，融洽贯通，然后参之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而后乃称为文，虽曰小校，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于其中。至于奸邪之人，迂懦之士，本于性成，虽不工文，亦不能免，未可以为时艺咎。若今之抄袭腐烂，乃是积久生弊，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转咎作法之凉，不已过乎！即经义、表、判、策、论等，苟求其实，亦岂易副？经文虽与《四书》并重，而积习相沿，慢忽既久，士子不肯专心肄习，诚有如舒赫德所云，数月为之而有余者。今若著为令甲，非工不录，则服习讲求，为益匪浅。表、判、策、论，皆加核实，则必淹洽乎词章，而后可以为表；通晓乎律令，而后可以为判；必有论古之识，断古之才，而后可以为论；必通达古今，明习时务，而后可以为策。凡此诸科，内可以见其本原之学，外可以验其经济之，何一不切于士人之实用？何一不可见之于施为乎？必变今之法，行古之制，则将治宫室，养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将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终身不齿，毋乃徒为纷扰而不可行！又况人心不古，上以实求，下以名应。兴孝，则必有割股、庐墓以邀名者矣；兴廉，则必有恶衣菲食、弊车羸马以饰节者矣。相率为伪，其弊尤繁，甚至借此虚名，以干进取，及乎莅官之后，尽反所为，至庸人之不若，此尤近日所举孝廉方正中所可指数，又何益乎！若乃无大更改，而仍不过求之语言文字之间，则论、策今所见行，表者赋颂之流，即诗赋亦未尝尽废，至于口问经义，背诵疏文，如古所为帖括者，则又仅可以资诵习，而于文义多致面墙。其余若《三传》科、史科、明（原误为名）法、书学、算、崇文、宏文生等，或驳杂芜（原作无）纷，或偏长曲技，尤不足以崇圣学而励真才矣。则莫若惩循名之失，求责实之效，由今之道振作补救之为得也。我皇上洞见取士源流，所降谕旨，纤悉毕照，司文衡、职课士者，果能实心仰体力除积习，杜绝侥幸，将见数年之后，士皆束身《诗》、《礼》之中，潜心体用之学，文风日盛，真才日出矣。然此亦特就文学而言耳，至于人之贤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决定者，故立法取士，不过如是，而治乱盛衰初不由此，无俟更张定制为也。舒赫德所奏，应毋庸议。”奏上，奉旨依议，科目之不废者，鄂文端公之力也。
冗员
道光十二三年中，各直省皆奉敕裁汰冗员。直隶省自通判以下共裁去二十余员。广东省裁廉州府同知，肇庆府通判，高、廉两府司狱，南海、番禺两县河泊所大使，长宁、始兴两县训导。江南省裁江苏华亭县主簿一缺，所司水利，改归县丞兼管；镇江府照磨一缺，所司稽查渡江、救生船事，改归镇江府知府兼管；金坛县湖溪巡检无巡防之实，江宁府照磨无专管事宜，扬州府检校无专司之事，均裁去；所有稽查邗沟闸座、督夫启闭事宜，改归扬州府经历兼管。陕甘省裁丞ヘ等官五员。江西省裁建昌府水利通判一缺，九江府督粮通判一缺，又抚州、袁州、九江三府府磨，又武宁县高坪司巡检、新淦县山司巡检、德兴县白河司巡检三缺。又云贵省奏锦屏县幅员偏小，所有知县、典史、训导，俱着裁汰，地丁钱粮，就近改归开泰县管理，惟锦屏地方民、苗杂处，未便乏员，着改设锦屏县丞一员，仍归开泰县管辖，又裁磐石司巡检一缺。又南河裁丹徒县丞、仪征县闸官、如皋县县丞、兴化县县丞。又南裁曲靖府同知，剑州所属弥沙井盐大使，并曲靖、永昌、大理三照司狱，顺宁府知事。又浙江裁绍兴府北塘通判，衢州府粮捕通判，杭州府属之城北务，钱塘县属之西溪务，湖州、绍兴二府司狱，宁波府属象山、赵岙巡检，严州府属建德县县丞。又长芦裁芦东、沧州运判一缺，归并天津运同；胶、莱运判一缺，归并滨、乐运同；兴国场大使一缺，归丰财场兼管；又登宁场大使一缺，信阳场大使一缺，并着邻境寿乐场兼管。又湖南裁岳州同知一缺，永顺、常德两府通判二缺，郴州、道州州判二缺，巡检七缺，训导六缺。又福建裁县丞二缺，司狱六缺，巡检九缺，皆杂见邸报中。所裁已不为少，然此外尚有不实不尽者，惟在各督抚大吏随时察看办理，亦撙节之一端，圣经所谓生财大道，食之者寡，不得谓非当时之急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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