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氏铜柱有三马援所立铜柱在林邑国，《唐书·环王传》：本林邑地，海行三千里至其国，南有大浦，援所立五铜柱在焉。援留十户于其地，隋末蕃衍至三百，皆姓马，俗号为马留人。此汉时所立铜柱在交趾者也。马总为安南都护，建二铜柱于汉故处，刂著唐德，兼以明伏波以裔。此唐时所立铜柱，亦在交趾者也。《五代史》：马希范攻溪州蛮，降之，乃立铜柱为表，命学士李皋铭之。此五代时所立铜柱，在五溪者也。皆马氏故事。按今广西太平府镇南关外尚有铜柱，据《明史》：广西思明州土官黄广成上言：元设思明府，南以铜柱为界，元末交人越铜柱二百里，侵夺思明地，乞敕安南还侵地，仍以铜柱为界。此所谓铜柱，即今广西镇南关外之铜柱，与思明相近者也。然《唐书》所谓林邑国，则在广东之南，离镇南关甚远。岂援所立铜柱本在林邑，而今镇南关之铜柱则总所立耶？
徙铜人不始于魏明帝《魏明帝纪》：徙长安铜人、承露盘之类于洛，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任《述异记》：魏明帝取汉武捧露盘仙人，既折盘，临行泣下。此皆魏明帝事也。然《汉书·武帝本纪》：作通天台、飞廉馆。应劭注曰：飞廉，神禽。《后汉书》：明帝永平五年，至长安，迎取飞廉并铜马，置上西门外，名平乐馆。亦见程大昌《演繁露》。则移置飞廉、铜马、实始于汉明帝，而魏明帝特仿之。后赵石虎又徙洛阳飞廉、钟ね之类于邺之华林园，则又仿魏明帝，而徙魏明帝物耳。陈寿《三国志》于《董卓传》既云卓迁天子都长安，悉椎破铜人、钟ね以铸钱，而于《魏明帝纪》又云：徙长安铜人、承露盘之类于洛阳，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铜人既为卓所椎破，此所徙又是何物？殊不明晰。按潘岳《关中记》：秦铜人十二，卓坏以为钱，余二枚魏明帝欲徙于洛，重不能致。任《述异记》：魏明帝诏取汉武捧露盘仙人，盘既拆，临行泣下。然则卓所毁者乃秦铜人十二之十，而魏明帝所徙则汉武承露仙人及卓毁秦铜人所余之二也。《后汉书·方术传》：蓟子训摩挲金狄，即此秦余之二。而李石《续博物志》又谓苻坚毁其二以为钱，其一百姓推置河中。按董卓毁后仅余其二，安得又有一入河耶？
牛继马非晋元帝《晋书》载：魏明帝时，河西柳谷出玄石图，有牛继马后之象。故司马懿深忌牛氏，为二共一口，以贮酒，懿先饮其佳者，以毒酒鸩其将牛金。而其孙恭王觐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盖当时传闻如此，魏收本之作《魏书》，因谓：僭晋司马睿，母夏侯氏，字铜环，与牛金奸通而生，冒姓司马，以为此石之应。《通鉴》等书皆从共说。然金已为懿毒死，则夏氏所通小吏别是一人也，而收云云，可见皆传闻谬悠之词耳。唐元行冲则以为：元魏昭帝名犍，继晋受命，乃为牛继马之象，特为著论，此又可备一说。
宫中屠贩不始于东昏宫苑之中，列肆作屠沽之戏，世多知齐东昏侯事。《南史》：东昏于苑中立大店肆，以潘妃为市令，自为市吏录事，又于埭上设店，坐而屠肉。民间谣云“阅武堂，种杨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是也。然此戏不自东昏始。《通鉴》：汉灵帝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着商贾服，从之宴饮为乐。《晋书》：太子于宫中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两，轻重不差。其母本屠家也，故太子好之。又会稽王道子使宫人为酒肆，沽卖于水侧，与亲昵乘船就饮以为乐。《宋书·五行志》亦载此事，并谓道子身自贸易于其中。又宋营阳王未废时，亦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酤卖。是皆东昏以前事。
四声不始于沈约沈约作平上去入四声韵谱，为在昔词以人累千岁而不悟，独得胸臆，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然《石林诗话》谓：魏、晋间虽未知声律，而陆云相谑之词“日下荀鸣鹤，云间陆士龙”，又与后世律诗无异，知此体出于自然，不待沈约而后创也。今按《隋经籍志》：晋有张谅撰《四声韵林》二十八卷，则四声实起晋人，而并非石林所谓古人暗合者矣。《南史·陆厥传》云：沈约、谢、王融以文章相推，汝南周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相宣，将平上去入四声，以之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谓之永明体。沈约作《宋书·谢灵运传》后论之甚详。厥乃为书辨之，以为历代众贤，未必都ウ此处也。此又约之前已有四声之明证，即与约同时者，周有《四声谱》行于时，刘善经有《四声指归》一卷，夏侯永有《四声韵略》十三卷，王斌有《四声论》，皆齐、梁间人。又梁武问周扌舍曰：“何谓四声？”扌舍曰：“天子圣哲是也。”沙门重公谒梁武帝，帝问：“在外有四声，何者为是？”重公应声曰：“天保寺刹。”出以语刘孝绰，孝绰曰：“何如道天子万福？”则约同时之人，明于此者，亦不止约一人，特约独取以成书，遂擅名耳。
《东斋记事》云：唐孙忄面集诸家韵书作《唐韵》，而从前周《切韵》、沈约《四声谱》、夏侯咏《四声韵略》之类皆废。宋真宗时，陈彭年、晁迥、戚纶知条贡举事，取《字林韵略》、《字统》及《三苍》、《尔雅》等书为礼部韵，遂著为格。景中，贾昌朝言旧《韵略》多无训解，又疑单声与重送字不同义理，恐举人诗赋误用，乃诏丁度修《礼部韵略》，以唐诸家韵本刊定其韵窄者凡三十处，许令附近通用，单声及迭出字皆于字下注之。此《礼部韵略》之始末也。吴曾《漫录》又论度等修韵，既不得共始，徒屑屑于张希文、郑天休修书先后之辨尔。
纵囚不始于唐太宗纵囚事，唐太宗最著。白乐天所咏“死囚四百来归狱”是也。然不自唐太宗始。《后汉书》，马援为郡督邮送囚，援哀而纵之，亡命遇赦。钟离意送徒诣河内，解其桎梏，恣所欲过，与克期，俱至，无一或违者。又县人防广为父报仇，系狱，其母病死，意听广归家，使得殡敛。广敛母讫，果还入狱。戴封为中山相，囚四百馀人当刑，封哀之，皆遣归家，与克期日，皆无违者。虞延为渔阳令，每至岁时伏腊，辄休，遣囚徒各使归家，并感其恩，应期而返。《晋书》：曹摅为临淄令，狱有死囚，岁夕，摅行狱悯之，曰：“卿等不幸致此，新岁人情所重，岂不欲暂归耶？”囚皆感泣，摅开狱出之，克日令还。掾吏固争，不听，至日果如期返。范广令堂邑，丞刘荣坐事当死，家有老母。至节，广辄遣归，荣如期至。此皆汉、晋纵囚故事也。《癸辛杂识》又引何允、席阐文二人。按允在齐为建安太守，为政有恩，人不忍欺，每伏腊放囚还家，依期而返。阐文在梁为东阳太守，冬至悉放狱中囚，依期而至。事皆见《南史》。今考历代史传，更不止此。《宋书》：谢方明为南郡相，尝于年终放江陵狱囚，使过正月三日还到。主簿等固谏，以为昔人虽有其事，或是记籍过言，当今人情伪薄，不可以古义相许，方明不听。悉遣之。至期，有人醉不能来，违二日乃返，又一囚十五日不至。五官朱千期谷欲捕之，方明不许。囚逡巡墟里，不肯遽至，乡里责让，仍送至。又《梁书》：王志为东阳守狱有重囚十余，冬至日，悉遣还家过节。皆反，惟一人失期，明日果至，乃因妇孕也。傅岐为始新令，冬至放死囚还家，狱曹固争不可，岐曰：“囚若负信，令当坐。”竟如期而返。何子季守建安，每伏腊日，放囚还家，亦依期返。此皆南朝事也（惟《陈书》有张种者为无锡令，见重囚在狱，天寒呼之出暴日，遂失之）。后周萧上州刺史，至元日，狱中囚悉放归家，听三日，然后赴狱。主者争之，曰：“昔虞延见称前史，吾虽寡德，以之获罪，亦所甘心。”诸囚荷恩，如期而至。张华原为兖州刺史，先有系囚千馀人，华原随事决遣，至年暮，惟有重罪数十人。华原各给假五日，曰：“期尽速还也。”囚皆曰：“有君如此，何忍背之！”依期毕至。孙伏伽送流囚李参等七十馀人至京师，时制流人并枷锁传送，伽悯其苦，乃与之期，约某日当至，悉脱其枷。流人感悦，依期而至，一无离叛。隋文帝闻而异之，于是赐伽宴于殿庭，并诏诸流人悉宴而赦之。此皆北朝事也。《白孔六帖》：唐吕元膺为蕲州刺史，尝录囚，或以岁旦不能归省为恨，元膺悉归之，皆如期返。《新唐书》：唐临为万年丞，有轻囚久系，方春，农事兴，临悉纵归，与之约，囚如期还。元德秀为鲁山令，有盗系狱，会虎为暴，盗请格虎自赎，许之。吏恐盗逸，德秀曰：“吾自任之。”明日盗尸虎还。《宋史·冷豳传》：寒食放囚归祀其先，囚感泣，如期至。《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年五月，诏天下狱囚，除杀人者待报，其馀概行疏放，限八月内如期自至大都。后果如期至，遂赦之，共二十二人。又《陈天详传》：天祥知寿昌府，执倡乱者二人斩于市，其党王宗一等十三人就擒。以冬至日放还家，约三日来，如期皆至。白宣慰司，尽释之。《明史》：许文岐为黄州守，狱有重囚七人，纵归省，刻期而还。乃请于上官，贷之。周为南京刑部尚书，当暑，遣囚之轻系者，曰：“召汝则至。”囚欢呼，无失期者。俱见本传。此又唐以后纵囚故事也。图画学士不始唐太宗《封氏闻见记》：唐太宗为秦王时，使阎立本图秦府学士杜如晦等一十八人，褚亮为赞，世所传《十八学士图》是也。然《南史·王亮传》：齐竟陵王子良开西邸，延才俊，以为士林，使工图其像。《北史·魏收传》：齐孝昭帝起玄洲苑，画收于阁上。则图画学士，六朝时已有之，太宗特仿而为之耳。《翰林盛事》：开元中拜张说等十八人为学士，于东都上阳宫含象亭图其形，系以御赞。此又仿太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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